进入2023年下半年,中国经济复苏的节奏被格外关注,对于扩大居民消费的讨论也不断增加。
7月8日,在2023年青岛·中国财富论坛上,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、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蔡昉表示,中国经济的主要拉动力早在疫情前已经转向消费需求,且居民的消费需求占据了7成左右,但疫情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原本正在改变的路径,导致这一过程可能出现一些颠簸。当前,扩大内需,最需要做的就是刺激居民消费。
他提出,家庭预算曲线得不到恢复,是影响经济复苏的主要原因。相较于市场热衷分析的居民资产负债表,蔡昉认为,当前居民消费领域的主要困难更多表现在流量上,家庭预算曲线反映的恰是一种收入减少、消费减少、储蓄超额等流量概念,直接对应着当前(经营)受阻的实体经济、中小微企业的需求,加上数据获取更为及时,更适合短期现象的分析,也更符合当前处理问题的目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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蔡昉表示,过去三年,中国的城镇失业率绝大多数时间处于自然失业率之上,这也意味着我们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周期性失业(在劳动经济学中这些劳动者已经处于长期失业状态),收入减少使得在经济该复苏的时候会遭遇“磁滞效应”,或者说“疤痕效应”。虽然目前整体城镇调查失业率有所恢复,但农民工和青年的失业率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点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,今年5月,外来农业户籍劳动力失业率(4.9%)连续第3个月回落,但16~24岁青年失业率上升至20.8%,比上个月提高了0.4个百分点,创下2018年有该数据以来的新高。
蔡昉进一步分析称,居民家庭预算曲线受损主要有三大表现:一是失业率长期高企导致居民收入增长减慢;二是受到收入预期影响,居民消费的波动性大于收入波动;三是长期可能转向资产负债表收缩。“如果这种破坏了的家庭预算曲线不能得到及时补偿,不能尽快恢复就业,不能尽快增加收入,或者不能得到政府的补助刺激,(居民)有可能就从短期行为转为长期行为,也就是大家热议的所谓的‘资产负债表衰退’。”蔡昉表示,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,我们应该考虑如何针对居民的家庭预算曲线来实施宏观经济政策。
此外,蔡昉也提示,随着发展阶段变化,疫情之后的中国经济新常态也有与疫情相对无关的因素,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:一是需求侧的新常态,二是劳动力市场新常态,三是居民微观行为新常态。
对于如何刺激居民消费,蔡昉建议要“用所有能够合理合法合规、合经济理论规律的渠道,把钱发到居民的腰包里。”对此,他提出三大建议。
第一,新常态需要新做法。宏观经济政策的刺激对象从投资转向消费,从而更加直接地应对需求堵点和短板,同时产生更大的乘数效应,实现短期和长期目标统一、措施兼容,减少后遗症。
第二,户籍制度改革。蔡昉认为,户籍制度改革可以立竿见影、真金白银地刺激消费。研究表明,农民工消费被户籍抑制23%,比如1.8亿农民工成为户籍市民,可增加消费支出约2万亿元。对比疫情造成的超额储蓄(占GDP3%)约3.6万亿元,改革红利可以大幅弥补消费缺口。
第三,借此机会切实阻断农村的返贫通路。蔡昉认为,当前这个返贫通路可能是存在的,可以按照“不能发生规模性返贫”的中央要求,“把钱发出去”,真正确保这些人不返贫,就是对宏观经济作出的重大贡献。据测算,2021年、2022年,最低收入组的平均收入,高出可能存在的脱贫标准幅度已经低于2020年(17%)。蔡昉表示,把重点放在最低收入这部分人群中,可以确保不会返贫。
第四,提高老龄化相关的社会保障水平。他指出,“现收现付”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,依赖于相对有利的人口抚养比,随着今后抚养比加快提高,需要提高社保的普惠性与个人积累才能维系。蔡昉认为,2022年~2035年将是老年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增长最快的十几年,养老金的支付会产生较大困难,当下正是大规模支出以提高保障能力的机会,这既是长期的制度建设需要,也可以起到短期经济刺激的效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