牟宗三在《中国哲学十九讲》中曾这样评论儒家:“开辟价值之源,挺立道德主体,莫过于儒”,此论可谓准确地表达了儒之君子的现实关怀与价值取向。数千年的华夏文明史表明,真儒或曰儒之君子,他们极富道德情感、人文情怀、责任当担与天下意识。
其实,观两千余年君子之追求,即晓君子之理想情怀。君子贵在践行理想,其理想之追求势必化为“外在之生活”,所谓“诚于中,形于外”,即表里如一、知行合一。诚如周敦颐所言,“圣希天,贤希圣,士希贤”,君子以“自强不息”的精神追求圣之境界,塑造完美的道德人格,践行“和而不同”的“中庸之道”。从不同角度考察两千五百多年来的君子理想之追求与实践,可知晓其生活样态之丰富。
“三不朽”:君子的事功追求
(资料图)
——务实、精进、有担当的生活
“三不朽”语出《左传》,“太上有立德,其次有立功,其次有立言,虽久不废,此之谓不朽。”此命题为春秋时鲁国大夫叔孙豹首倡,“立德、立功、立言”虽短短六字,却将君子的追求概括殆尽。以排序言,德性第一,志业第二,文章第三。此论一出,即带有奠基性,后世儒者莫不以此为箴。“立功”与“立言”,自然是君子的追求,它主要表现为事功;不过,君子之事功,非个人名利。宋儒张载所谓的“四为”即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”之抱负,可解释为“三不朽”的另类表达,通体是责任与担当。
君子对“三不朽”的理想追求,折射出君子的生活是有责任与担当的,因而是充实的、丰沛的——无疑,这种生活同时也是精进的。因为无论立德还是立功、立言,无论立心、立命还是继绝学、开太平,皆须终其一生脚踏实地追求,即使在极端生活状态之中,亦复如是。譬如晚年的张载,即便处于疾病之中,仍“终日危坐一室,左右简编,俯而读,仰而思,有得则识之。或中夜起坐,取烛以书。其志道精思,未尝须臾息,亦未尝须臾忘也。”可见,有理想、有担当的生活始终是饱满的、有力量的,而非“虚无”乃至堕落的。
“四于”:君子的道德实践
——活泼的德性生活
“不朽”之德的实践途经,在于“四于”。“四于”语出《论语》:“子曰:志于道,据于德,依于仁,游于艺。”孔子之言,以短短十二字勾勒出儒者道德理想的实现途径。孔子所志之“道”,在于通过“仁”之教化以实现修齐治平之理想;孔子所求之“德”由父母子女之爱渐推至于天下之爱,是“同心圆”式地爱之扩大;孔子所依之“仁”是推己及人之爱与换位思考之恕的统一;孔子所游之“艺”是有助于民风淳厚的“尽善尽美”之艺,是生活艺术化、礼乐化的人生。“道、德、仁、艺”四字体现了儒者理想的道德生活与终极追求:通过寓教于乐的教化、熏陶,使民众仁心常驻,民风淳厚、社会和谐,其所期盼的大同社会亦不远矣。以此观之,“四于”貌似夫子闲谈,实有精义在焉,既可视为完整的思想体系,亦可视为实现儒者理想的方法途径。
“四于”透射出君子的生活是有目标的生活(“志于道”),是德性的生活。君子的德性并非过滤掉情感后的纯粹理性,实则集理性与情感于一炉。故而,德性之生活并非拘谨、压抑和刻板的,相反,君子的道德生活根植于艺(“游于艺”),在陶冶中完成道德教化,同时也获得活泼的诗意生活。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更是将“良知之流行”引入生活,“天地间活泼泼地,无非此理,便是我良知的流行不息,‘致良知’便是‘必有事’的工夫。此理非惟不可离,实亦不得而离也。无往而非道,无往而非工夫。”王阳明的弟子王艮进一步将良知之德性生活转化为“快乐生活”,其作《乐学歌》云:“人心本自乐,自将私欲缚。私欲一萌时,良知还自觉。一觉便消除,人心依旧乐。乐是乐此学,学是学此乐。”王艮之子王襞继承其父平常、洒脱、自然之宗旨,提出一种德性与生活相互交融的心学理念:“鸟啼花落,山峙穿流,饥食渴饮,夏葛冬裘,至道无余蕴矣。冲拓得开,则天地变化草木蕃,充拓不去,则天地闭贤人隐。”可见,君子生活亦可以是活泼的、生动的。
“五足”:君子追求的圣者气象
——张弛有度的生活
宋儒喜谈“圣者”气象,譬如《朱子近思录》言“仲尼,元气也;颜子,春生也;孟子,并秋杀尽见”,言“周茂叔胸中洒落,如光风霁月”。然而,系统给出宏论者(即“谈论圣人气象者”),莫过于《中庸》之“五足”。《中庸》曰:“惟天下之至圣,为能聪明睿知,足以有临也;宽裕温柔,足以有容也;发掘刚毅,足以有执也;齐庄中正,足以有敬也;文理密察,足以有别也。”如果说“四与”(下文将谈及)为大儒所追求的境界,那么“五足”描述的“临、容、执、敬、别”则是圣人所具备的气象,此气象亦大略可用“仁义礼智信”之五德诠释,若言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为君子之质,那么“临、容、执、敬、别”则是君子在践行“五德”过程中养成的圣者气象。
君子希冀的“五足”气象,投射到现实生活中,则是一种张弛有度的生活样态。君子固守严谨之道德,固然表现出刚毅的一面,但并不排斥其同时具备宽容之品格。君子固然聪明睿智,但却不以“想当然”的“盛气凌人”之态度对待万物,相反,他以“齐庄中正”的敬畏感、以明察秋毫之严谨精神去对待人和事。君子处世固然严谨,然其生活是有分际的,以孔子为例,闲居则“申申如也,夭夭如也”,社交则“入太庙,每事问”,处世则“出门如见大宾,使民如承大祭”。故而,“临、容、执、敬、别”亦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君子张弛有度的生活样态,是有节奏、有分际的生活。
“六谓”:君子追求的美学人格
——美感的生活
“气象”之外化,则构成儒者的美学人格。儒者求德,亦求美;只是儒者之美,美在人格,美在道德。换言之,儒者之美乃是德性之美。言君子之美者,莫若孟子给出的“六谓”。“六谓”语出《孟子·尽心下》:“可欲之谓善,有诸己之谓信,充实之谓美,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,大而化之之谓圣,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。”此论从孟子针对浩生不害之问说起(浩生不害的问题是“乐正子何人也?”),进而触及“何谓善?何谓信?”孟子通过对此问题的解答与发挥,勾勒出儒者的美学人格。“六谓”不但勾画出儒者尽善尽美的君子人格,同时亦昭示中国古典美学之特质:“德之至”即“美之极”,德与美是统一的。
“六谓”作为君子理想的美学人格追求,落实到具体的生活实践中,则为一种美感的生活。无疑,君子的美感生活始终与“美德”密切相关:“君子以成德而行,日可见之行也”,其美德洋溢之处,“由内在之诚散发出的良知之行动”既有教化之功,同时也是快乐之源、美感之源;且此美德不仅使君子所处之地充满祥和与美感,而且君子亦能获得“黄中通理、正位具体,美在其中”之美学体悟。
“四与”:君子追求的至高精神境界
——通达的平淡生活
“四与”语出《周易》之《乾·文言》:“夫大人者,与天地合其德,与日月合其明,与四时合其序,与鬼神合其吉凶;先天而天弗违,后天而奉天时。”“大人”即后儒所谓的圣人。在儒家看来,所谓真儒、淳儒的最高境界,莫过于“四与”。
关于对“四与”的理解,统而言之,乃将圣人之德与天地宇宙相关联,凸显了儒家“以德配天”的哲学理念——以德配天的内在根据是古哲将宇宙秩序与道德秩序相统一。分而言之,“与天地合其德”,圣人之德配天地;“与日月合其明”,言君子坦荡荡,无隐曲,无遮蔽。宋人颇推崇“四与”,且有一语道破的本领:张载所言的“天地之塞吾其体,天地之帅吾其性”、程明道所谓的“仁者浑然与物同体”、陆九渊“吾心即是宇宙,宇宙即是吾心”皆从特定角度较好地诠释了“四与”之内涵。
“四与”堪称君子的至高精神追求,因为它属于“大人”的境界,是“通”之境界,是圆融的境界:一如孔子所言“从心所欲,不逾矩”,亦如《中庸》所谓“君子素其位而行,不愿乎其外。素富贵,行乎富贵;素贫贱,行乎贫贱;素夷狄,行乎夷狄;素患难,行乎患难”之言。君子的理想生活应是“通”的,故圣者可做到《庄子·田子方》所言的“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”,做到孟子所讲的“贫贱不入于胸次”。被孔子盛赞的“一箪食,一瓢饮,居陋巷,人不堪其忧,回不改其乐”的颜回,当谓“通”之典范。
君子何以能通达、平淡?概君子所乐者,道也;在古哲看来,精神上的丰沛足以安慰平生,外在之物当然有其价值,然外在之物非我所能掌控,属“求之在外者也”。故谓圣人的境界无非是“绚烂至极复归于平淡”的日常生活,其能在平淡中体验大道之本真——大道本来就是平淡至极的,在日常的饮食间:“饭疏食,饮水,曲肱而枕,乐亦在其中矣。”本真之大道无非“通”与“简”,君子乃至圣人的生活亦无非是“平淡与日常”:唯其通达,所以能平淡,能日常。与众人的不同在于,同样是日常,君子尚能于“平淡、日常”的生活中,体悟“参赞天地之化育”的之真谛,从而赋予日常生活以丰富内涵。
结语
我们谈论儒者的情怀、谈论君子的生活样态,在于了解圣人之道、君子之美,在于体悟真儒之气象与精神之境界,在于践行“圣希天,贤希圣,士希贤”之不断精进修持的精神,亦在于在个体自我完善超越中过一种踏实、祥和的烟火生活。君子成圣之追求是唯一的,然而,君子在践行“成圣”的道路上所展现出来的生活却是多维的;上述所论生活样态固从某一层面涉及,君子全幅生活之场景,当为上述日常生活之统括与集合。
儒学本质上是实践的,是“生活的哲学”,亦是“哲学的生活”。故而,君子之道须与其生活密切结合起来,须在平淡无奇的生活中践行,而非仅仅将其作为理论性的知识,笔者不否认儒学理论的价值,但若仅停留于此,显然是不够的。
(作者:郭继民;单位:广州南方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)